专家：优化政策组合 防控金融风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锐

        央行2017年工作会议所敲定的10项年度工作中，“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由前一年度的排第五提到了第三的位置。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出席证监会系统“一把手”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培训班时表示，证监会系统2017年工作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两大金融监管机构对防控金融风险同时发声，无疑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部署的积极回应，进一步表明了管理层防控金融风险的决心。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1.44万亿元，不良率为1.76%，“双升”已经持续了整整五年。银行业资产质量与宏观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性，而当下国内经济处于下行通道，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还会延续，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所积累的风险终在自我显化的同时也会转移到银行负债表中，银行不良贷款因此存在续升的可能。按照东方资产发布的研究报告，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趋势还会持续4-6个季度，新增信贷集中出现不良贷款的时间点较大可能就是今年。

        公共债务方面，由于去年新增1.18万亿元的债务额度，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新规模上升到17.2万亿元，债务率约为89%。值得注意的是，17.2万亿元仅是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与专项债务，如果加上或有债务，按照各省30%的平均占比计算，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规模至少为22万亿元。虽然总体上来看，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并没有抵至100%的风险警戒线，但像贵州、辽宁、云南、内蒙古等多个省份的债务率已超120%，其中贵州省高达189%。按照财政部的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负债不兜底，而且由省级政府负总责，因此，债务率高悬的地区自然就存在违约的风险。

        同公共部门债务一样，私人部门债务也到了值得倍加警惕的时候。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目前中国企业的债务率高达170.8%，居全球之首，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按数计算，中国企业负债100多万亿元，以4%的利率计，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万亿元。企业债务积累过多往往是金融危机先兆，发达经济体私营部门信贷占GDP比例从1950年的50%上升为2007年的170%，终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在经济增速下滑、经营成本上升以及企业盈利空间被压缩的客观背景下，像去年那样债券违约同比倍增的现象我们不能不重视。

        从前年A股市场高达1.5万亿元的场外配资以及10倍乃至更高的杠杆率并终酿成“股灾”悲剧，到去年年底债市5年期、10年期国债期货价格罕见跌停后爆出不少债基110%-125%的杠杆率并终吞咽苦果，再到国内保险企业运用险高杠杆资金举牌上市公司，事实说明，只要监管存有空白，资本就会变成“妖精”在市场中兴风作浪。另外，作为金融创新与多样化的产物，互联网金融等新型业态以及民间融资所演绎出的各种复杂产品体系与商业模式对现行监管体系来说是一场考验。

        从汇率市场看，美联储今年还会加息。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不得不进行市场干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减少外汇储备1800亿美元，当年11月底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为人民币22.26万亿元，环比下降3826.76亿元，为连续第13个月减少。虽然未来一年由于境内外货币政策分化是否还会进一步强化原有市场趋势值得观察，但必须高度提防国际投机资本借人民币贬值预期从而蓄意做空中国的阴谋与阳谋。

        显然，无论是传统金融还是创新金融，无论是信贷市场还是债券市场，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汇率市场，风险点上的危险因素时刻都可能放大。为此，需要我们优化与择配宏观政策“组合拳”。

        一方面，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在为实体经济输送必需流动性的同时，重点加强危机管理和系统性风险处置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提高总需求水平，包括适当提高赤字率水平，加大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用增发国债募集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逐步置换地方政府债务，通过运用中央政府支出购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产等手段释放出基础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使企业增加现金收入抵消债务。在汇率政策方面，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靠拢均衡汇率水平，避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高估，以增强企业外部市场产品竞争力和贸易盈余，并利于企业增加现金收入，降低债务及其成本；而针对境内外货币政策分化可能带来的资本流动冲击，可通过提高回购交易保证金比例、征收跨境投资者金融交易税等一系列宏观审慎措施规范、降低金融市场杠杆交易；还可以通过贸易顺差与资本项目逆差对冲，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等。

        鉴于金融风险越来越显示出交叉混合的特征，但现行的金融监管却是以防范本行业和单一机构风险为目标，越来越显露出对跨行业、跨市场风险监管力量调配不足和联动功能不强的体制性软肋，必须改变目前的分业监管体系，建立起能够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适应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且监管有效的综合性监管框架。同时要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在建章立制的同时，强化对金融市场的纠错与规引力度，包括完善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对违规发债、变相扩债和恶意逃废债的政府相关责任人及时追责与处罚。同时，针对地方债务乱象的详细问责机制亦应尽快出台，甚至可以考虑将终身追责纳入问责体系中来。

        风险的约束与稀释终需要培养出成熟的微观市场主体，为此，需要加强对投资者的常态化风险教育，健全投资人的利益保护机制。同时须定期开展金融市场专项整治，以严刑峻法与高额处罚驱除与荡涤各种金融违规劣行。另外，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在坚持债转股、债务重组等基本方向的前提下，要将自主权充分地赋予给企业，政府既不能“拉郎配”，更不能干预定价。“去杠杆”不能仅仅满足于外科手术，而应支持与鼓励企业通过结构调整、产品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再造等内化机制减负削债，从而推动企业彻底走出新旧债务的死循环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