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警示并不是来自西方唱空中国的论调，而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提出的。他认为，这是因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引起的。

习近平曾在14年APEC会议上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否难以避免？他国跨越的经验？中国应进行哪些改革来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是啥？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低于975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976至385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856至11905美元)和高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277美元，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由于工资上涨，制造商常常发现自己无法和别国的低成本生产商相竞争，但他们仍觉得自己处于高附加值产品的先进经济体内，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南非和巴西几十年来一直苦苦挣扎于世界银行称之为中等收入的行列（2010年人均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10,000至12,000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终停滞。这个问题通常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发现自己卡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和成本竞争力下降的中间，无法与高技能创新的先进经济体，或低收入低工资的经济体在制成品的廉价生产上相竞争。

其特征主要是：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哪些国家曾陷入？

当时世界银行列举的例子中，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在内的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当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左右的时候，经济往往停滞不前，出现了过度城市化，人均GDP增速显著下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典型国家都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如果以0.4基尼系数作为安全警戒线的话，这些国家都大大高于0.4。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经济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无法做到收入均等化。

在此之前，二战以后的很多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到了5000多美元就停滞不前了。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也曾发展迅速，在1998年亚洲金融[-0.94%]危机之后，一直未走出中等收入经济陷阱。

不过，同样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已经从中等收入陷阱走了出来。

中国是否会掉进“陷阱”？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赵振华说，“中等收入陷阱，是现象而不是规律。是现象就可以改变，而如果是规律的话，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无法迈向高收入国家。而事实上，世界上已有60多个国家已经迈进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均超过1万美元。”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表示，中国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理由是世界银行提出该理论的数据库时，晚于当时的经济增长近十年，同时，事实上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经济未必比中等收入阶段国家更快的增长，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也未表现经济出比高收入阶段国家更慢的增长。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设并不能成立。

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他山之玉：韩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产业升级助推经济持续增长。韩国上世纪70年代的“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此后韩国就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政府意识到由于对技术开发重视不够，面临产业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因此韩国政府将产业发展方向从制订扶持战略产业优惠政策，如免税、减免关税、外汇支持以及其它保护措施等，转向了创新活动，并废除了所有的个别产业法，将全部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以激发它们内在的创新能力。

2、新社区运动让农村焕然一新。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1971年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New Community Movement)，1973年至1978年，大约一半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于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这些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3、大力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韩国于1945年光复之前既没有工业化基础，也没有教育文化发展基础，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尚不足20％。韩国政府深信，国家竞争力取决于人力资源和个人的竞争力。为此，将以往的教育部长提升为副总理，统筹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所有部门。经过50多年的努力，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使小学入学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例超过100％；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从1980年的50％左右提高到1990年的90％；大学入学率从1975年的10％提高到1995年的50％。

中国如何跨越？

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论坛上讲话时列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五项措施：1、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5.74% 资金 研报]进口，转移农村的劳动力，以弥补制造业、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户籍改革，打破迁户口的障碍，为外来人员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融入到城市里面去。3、在劳动关系上，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4、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 要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自主决定。5、在社会保险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降低社保费率，调整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如果处理好以下三大挑战，中国就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在其中继续保持竞争力；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如何解决收入差距？药方仍然在强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推进市场化改革。收入差距的三大根源在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行业差距。前两者的差距主要是劳动力难以充分自由流动造成的，农民和落后地区的劳动力是低收入的根源。而行业差距主要是市场化改革不力，国企和财产性收入为主体的职工享受了制度与税收上的优惠，造成不公。为此，需要在未来势必要做出户籍、人口等社会政策的调整。

财经评论员叶檀：真正重要的是法治市场，这恰恰是中国目前缺乏的。无论是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二战后都有打散原有经济结构、再塑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打破身份限制，允许一定范围内户籍开放，彻底打破身份血缘用工制，是建立法治市场的当务之急，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步骤。所有人身份相同，而后才能践行法律面前权利义务平等，推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才是可行的。打破身份制约，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