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中国经济正走在转方式调结构正确轨道上

8月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公布以后，引发社会各方热议。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预判未来经济和政策走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教授刘煜辉。 

刘煜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转型时期。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新常态”提法，表明了对中长期经济形势的判断，同时也体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经济规律的尊重。人民银行运用定向金融的货币政策操作支持实体经济，显现了结构化特点，是“新常态”下的理性选择。他认为，货币政策结构化不是长期政策安排，央行还是要把好流动性总闸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新常态”含义：坚定不移调结构、转方式 

对于“新常态”，刘煜辉说在经济学上没有确定含义，早应该是2008年全球的债券管理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提出的。其所描述的是一个经济体从繁荣到衰退、再到走出衰退的过程。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由于潜在增长水平下移、人口红利窗口关闭等市场化因素衰退而导致的经济减速，中央关于“新常态”的提法，刘煜辉认为与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基本吻合，说明中国经济正面临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转型时期。 

新常态描述的是经济经过调整，从旧的稳态转到新的稳态的过程。具体到中国，意味着结束过去30年的10%以上的增长状态，经过转方式、调结构，终实现经济的新形态。刘煜辉认为，未来的新形态，有可能稳定在5%~6%的持续增长，并形成一个更高附加值的经济新结构，意味着转型的完成。目前7%~8%之间，可能是一个调整中间站。从这个角度讲，目前保持7%~8%增长率的新常态将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 

新常态对应的是旧常态。旧常态表现为对经济状态的不超然和对经济规律的不尊重，每当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总是用比较强的需求管理政策，想把经济速度重新拉起来。这样做可以把短期经济增长提升到潜在增长水平之上2个~3个百分点，但是要付出违背经济规律的代价，即通货膨胀、资产泡沫、资源错配、资本回报不断衰退等等。 

“因此，我认为‘新常态’的提法表明了我国经济未来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调结构、转方式的方向。”刘煜辉说。 

“新常态”政策：一个“慢撒气”的过程 

“其实，用我自己的语言表述，转方式、调结构就是一个‘慢撒气’的过程。”刘煜辉借用了形容轮胎泄气的俗语。 

刘煜辉说，所谓“慢撒气”，就是不会用强烈的紧缩政策、集中释放的方式进行调整。未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时间拉长，靠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关键领域的深水区改革，来抑制那些不合理的、无效的需求，让金融资源流向那些有效率的部门，实现经济结构重构和经济软着陆。 

“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肯定要经历经济杠杆调整过程。如同做手术，需要在购买了‘医疗保险’的状态下进行。这里所说的‘医疗保险’，实际上是一整套货币金融政策机制安排，即为‘转方式、调结构’营造更加稳定、审慎、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刘煜辉说。 

“事实上，从去年6月份银行间市场发生流动性紧张之后，央行在信用结构调整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刘煜辉说，现在理论界有个说法，叫做定向金融，实际上就是货币政策结构化。从一年多实践来看，我认为货币政策操作是卓有成效的。过去流向强力扩张的、有投资冲动的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资源正在显著下降，那些无效的、不健康的信贷需求开始慢慢萎缩；同时，流向核电、城市管网、环保、科技、文化等新兴战略行业的信用资源在显著上升。这与央行过去一年来推行的货币政策结构化与创新引导是分不开的。 

刘煜辉认为，利率水平已经趋于下降。今年前6个月，银行间市场和银行中短期利率水平下降比较快，近发现中长期利率也在缓慢下行。利率往下走，意味着将对产业层面利润回报产生正面作用，积极因素正在积聚。综合来看，我国经济正走在转方式、调结构的正确轨道上，未来经济质量会有逐步持续上升的预期。 

货币政策结构化：“新常态”下的理性选择 

中央银行日常操作业务分为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包括再贷款、再贴现、证券买卖、金银和贵金属业务、外汇储备业务、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和抵押补充贷款（PSL）等。负债业务包括货币发行、经理国库和调控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 

对于去年以来央行频繁使用资产端业务，而谨慎使用负债端操作，刘煜辉认为原因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体制。目前体制下，市场存在大量的财务软约束经营主体，如产能过剩国有企业，包括商业银行在财务上都或多或少具有软约束特征。因此，现在融资市场借钱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利用行政权力占有资源，一些大型国企通过低成本融资转手做资金掮客和影子银行生意。还有一类人是借钱不怕贵，生命垂危，现在不借给他钱立马就死在你面前，完全属于庞氏债务融资。当这两类人成为融资市场主体的时候，融资市场水量就会缩小，很多需要支持的实体经济部门和有效率部门就得不到充分的养分，利率就会水涨船高。 

刘煜辉说，在其他配套改革没有启动或者没有完成情况下，进行负债端操作意味着把资金配置主动权重新交回给金融部门。而金融部门又处在软约束环境下，就必然使地方部门财务杠杆处于失控状态，会导致国家整体债务率上升、宏观风险聚集。显然，这是宏观决策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央行使用货币政策结构化，运用定向金融方式来支持实体经济是过渡性操作，是新常态下的理性选择。”刘煜辉说，货币政策毕竟还是总量政策，结构化操作不是长期的政策安排。长期政策还是要靠配套改革，形成一套良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因为我们不能要求央行具体把控市场经营主体的资金使用。” 

刘煜辉表示，只有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改革如财税体制改革、央地利益关系重新调整、反腐制度化、司法改革、节制资本、节制权贵等不断推进，使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利益部门樊篱得到突破，中央银行才有条件确立货币政策市场化框架，或者叫转型。 

谈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刘煜辉表示，金融改革是要有前提的，没有财政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单兵突进会导致金融混乱。整个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如果没有完成，其主体行为是软约束的，那么，金融变量的任何改变都可能成为旧模式延续。配套改革一定要跟上。 

“实际上，今年以来，央行积极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致力于打造中长期利率前瞻指引，在经济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发挥货币当局更大的主动性，引导资金流向，促使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成效是明显的。”刘煜辉后强调，未来央行还是要把好流动性总闸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