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在经济低潮期四起

金融诈骗案一桩接着一桩。国内有哈尔滨英霞集团案、吴英案、齐能化工非法集资案等。国外有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世纪骗局”、考迪亚·普鲁西（Kautilya Pruthi）的英国旁氏骗局案、斯坦福的银行骗案等。

“在经济低迷期，会有更多的类似旁氏骗局的金融诈骗案浮出水面。这时这些案子更容易被告发。”3月15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上诉法官陈卓光在上海对本报记者表示。陈卓光因在2009年审理过麦道夫案，并判麦道夫150年监禁而出名。他2009年被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是目前美国180个联邦上诉法官中的亚裔，在美国联邦法院任职约18年。

此次亚洲之行，陈卓光到访北京、上海和香港，与当地法官及法学院学生交流中美的立法和司法体系。针对有关中国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提问，陈卓光没有正面回应，但他指出：“在美国，刑事案中被告享有的权利比中国多：自己请律师，一直保持沉默，享有开示权等。我们需要保证，一个人即便触犯了刑法，也应受到公正待遇。”

150年刑期成为陈卓光针对金融诈骗案判刑的里程碑事件。2008年，美国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被捕，由此揭开了美国历史上涉案金额的庞氏骗局。麦道夫通过操纵其麾下对冲基金，以高资金回报率为许诺，骗取投资者投资，终使投资者损失约500亿美元。很多大金融机构都有受损，包括汇丰、野村控股、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等。

麦道夫案发后，陈卓光接手审理。2009年6月29日，陈卓光对此案做出判决，麦道夫承认11项指控，被判处150年监禁。
“量刑是难抉择的过程，总有一些相互冲突的考虑因素。”陈卓光向本报记者表示，“我会考虑的几个要件，包括是否应该拆散被告的家庭，值不值得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是否有前科，对受害者的影响多大，对今后试图犯罪的人是否有威慑作用，对社会是否有保护意义，甚至包括被告在服完刑后如何重新融入社会等。”

在过去十几年，陈卓光一共对1200多人判刑，而麦道夫显然是其记忆犹新的一个。“针对麦道夫案，（量刑时）我们考虑的包括涉案金额、受害人多少、被告此前是否有指控成立等。”他曾当庭传唤过损失的几名被害人，使公众了解案情的严重性。在案件结束后他透露，由于麦道夫的罪行“极度邪恶”，因此他拒绝了宣判前一周被告代表律师要求大幅减刑的要求。由于11项指控，没有一项可令麦道夫获判终身监禁，陈卓光根据联邦指引，把每项罪名的量刑相加，决定判处150年的量刑。

他向记者强调，是否对社会有象征意义和警示作用也是量刑的考量之一。他曾说，麦道夫案不仅是金钱问题，更涉及到社会的核心价值，以及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任。“我会把握平衡。”他说，“律师在审案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被告律师通常发表慷慨激昂的陈词，要求对其当事人宽大怜悯，而受害者一方的律师则要求法官严厉判决，两边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近两年国际上金融诈骗案高发，在陈卓光看来，这是因为此类依赖于资金链的骗局，十分容易在经济低迷期败露。因此，在公众看来，金融案件更多了。“在典型的旁氏骗局案中，主谋会向新投资者筹钱，还钱给原先的投资者，以便吸引新投资者加入。而在经济低迷期，他没有足够的钱还给投资者，新投资人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可投，所以就不能照顾到利益链条上所有的人，骗局更容易败露。”他分析。

尽管当年麦道夫案的审理轰动全球，但陈卓光称，在审案和判刑时，他并未受到外界干扰。“政府从来没有施加过任何影响，打电话和拜访都没有。他们只是通过正常法律途径，在法庭上陈述，和被告律师做法一样。”反而是社会舆论压力对他判断麦道夫案影响更大。但由于联邦法官任命终身有效，宪法保护其司法独立性。“我不需要担心是否做出了一个不受大众欢迎的判决，或者引起政治的内动，我也不用担心是否要重新选举才有下一个任期。”他说。

在麦道夫案宣判两年后，他才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公开部分细节，希望公众了解他对此案的量刑考虑。对中国目前热议的吴英非法集资诈骗案，他表示，由于中美司法体系不同，很难说哪种量刑方法更胜一筹。